1789年，乾隆皇帝迎来78岁寿辰，他饶有兴致地在西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冰嬉活动，特邀各国使节、边疆藩王及台湾少数民族首领一同观看。
参加活动的台湾少数民族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：尽管他们以捕鹿为业、有山野之性，却行礼如仪。
乾隆即兴赋诗，以“东南捕鹿学宾鸿”来描绘这一场景。“学宾鸿”，是形容其拜跪得仪、形色恭敬。
▲台湾少数民族觐见乾隆皇帝。（AI制图）
（一）效命朝廷，请愿朝贺
这次觐见虽非台湾少数民族首次向皇帝朝贺，却是极为隆重的一次。
早在雍正年间，闽台地方官员就曾策划过，台湾少数民族赴省城福州，遥祝皇帝万寿节的活动。
此番赴京觐见人员众多，连同台湾少数民族首领、汉人义民、通事（翻译）等共有四十余人。
促成这一贺寿之行的，是被乾隆列为“十全武功”的“靖台湾”，即平定台湾逆匪的历史事件。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年），大学士福康安等人受命追捕逆匪，台湾各生番（山地部落）响应檄文，协同大军平乱，踊跃为朝廷效命。平息匪乱后，乾隆立即对参与平乱的台湾各部落加以厚赏。
▲《御制十全记》，故宫博物院藏。（图片来源：作者供图）
随后，乾隆又批准了福康安的奏请，让台湾少数民族首领来京谢恩。于是赶着万寿节，华笃哇哨等四十余人便踏上了赴京朝贡之路。乾隆热情款待，先后赐宴三次，遍赏顶戴等物，以表彰其功绩。
平乱后，福康安还奏请应仿照“四川屯练土司之例”，由台湾熟番（与汉文化接触较多的部落）组成屯丁组织，既可屯田为生计，又兼具防卫职能。“四川屯练土司之例”指的是乾隆平定大、小金川之乱（1747至1776年，于今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、金川县一带）后，在川西推行的“改土归屯”之法，废除土司制，设屯官统治其地。
在平定匪乱的过程中，四川屯练曾远赴台郡，助福康安一臂之力。福康安大抵是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制度的益处，便主张在台湾也推行此法。
▲金昆等绘《冰嬉图》局部，故宫博物院藏。（图片来源：作者供图）
（二）绘图边民，有力史料
此次台湾少数民族觐见，乾隆皇帝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他们的风貌。乾隆特地嘱咐大臣，将此事增绘、补编到《皇清职贡图》中。
职贡图，是南梁以来历代皆有的绘画类别，用于描绘国内各族群、藩属各国来觐见、进贡场景，以彰显大一统景象。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，乾隆令军机大臣傅恒等组织编绘《皇清职贡图》，该图卷描绘了清代全国各地、藩属国以及外邦官员的相貌和服饰。
在这一官修民族图志中，中国境内的人物是按每族男女各一的规则来绘制，由地方总督、巡抚组织当地画家来画，图说则是由地方官员书写，之后由朝廷汇总。最后，乾隆派大臣对文字进行修订，由宫廷画师再度进行统一绘制。
由于受到宫廷画师郎世宁的西洋画风影响，《皇清职贡图》所描绘的各民族人物栩栩如生，让乾隆非常满意。
在《皇清职贡图》成稿之初，台湾少数民族就包含在内。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的“工作汇报”来看，修编过程很是繁难：经过全面考察统计，台湾有“生熟社番”十四种，绘图时已全部涵盖，且皆配以注释说明。
▲《台湾县大杰巅等社熟番》《台湾县大杰巅等社熟番妇》 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。（图片来源：作者供图）
而此次台湾少数民族进京，正是《皇清职贡图》汇编人员验证台湾图绘内容是否准确的绝好时机。比对结果证明，《皇清职贡图》的绘图与实际情况大体相符。
（三）位列职贡，再度觐见
台湾番社首领第二次入觐是在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适逢乾隆八十大寿之年。台湾镇总兵奎林、按察使兼台湾道万钟杰在距离乾隆生日还有5个月时，就早早上奏请求让台湾少数民族首领赴热河敬贺。
乾隆接到奏疏后大喜，称之为“好事”。随后，这位临近八旬的皇帝专门为台湾少数民族写诗一首，诗中称赞台湾生番虽然居山野而未得教化，却能在平定叛乱的时候给予朝廷很大帮助，还写下“朝正厚赐还”一句，突出朝廷的赏赐，以示自己对其功劳感念之真切。
为确保台湾少数民族能在七月二十日前抵达热河，同蒙古王公一起参加筵宴，其行程早在当年三月就被妥善安排。和前次一样，此次朝贺队伍也是来自台湾北、中、南三路的番社代表，只是人员不同。
一行人五月出发，仿照职贡之例，带着胎鹿皮、豹皮、千年藤、沙连茶等大量贡品，跋涉两个多月后终于抵达。
此次万寿节汇编的《八旬万寿盛典》和《八旬万寿图》，是庆贺乾隆大寿、颂扬国威的重要记录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清晰笔墨。《八旬万寿盛典》中，圣功五、六部分载录了平定台湾逆匪的事宜，而台湾少数民族首领前往朝贺、跪仰天颜的片段，也被生动刻画进了纪实画作《八旬万寿图》的宏大图卷中。
热河盛会的政治意味则更值得揣摩。
台湾少数民族首领、满蒙王公贵族以及汉族大臣的宴饮、参拜仪礼严格参据《大清会典》。更重要的是，台湾少数民族班列朝鲜、安南、南掌、缅甸等外藩使臣之后，与土司并立，这与《皇清职贡图》的序列契合。台湾生番首领的待遇，也是比照四川屯练土司的，足见台湾在清朝政治版图中的身份定位。
▲《八旬万寿盛典》卷七十八，清乾隆五十七年武英殿本。（图片来源：作者供图）
此次台湾少数民族首领，在热河及京城足足待了五个多月，直到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正月初八日才返回。他们依例获得了赏赐，返回台湾的路上也获得了专门照料，足见其受重视程度。
台湾少数民族首领的两次进京朝觐，不仅是清王朝“大一统”气象的生动注脚，更镌刻下台湾与中央王朝血脉相连的历史印记。
从《皇清职贡图》的精准绘录，到屯番制度的推行落地，再到朝会序列中与边地土司、外藩使臣的有序并列，每一处细节都印证着台湾作为中华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被纳入中央王朝治理体系的历史事实。
这些跨越山海的朝贺与互动，消解了地域与族群的隔阂，凝聚起共同的家国认同。回望历史，我们愈发清晰：台湾归属中央政权、融入大一统格局，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历史共识，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定论。
【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台湾历史研究所所长、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（福建师范大学）副主任。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‘番界’与清代台湾政区地理研究”（22CZS045）的阶段性成果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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