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来北洋水师的时候，我们就拥有了7000吨级的海上战舰，但最终还是输给了日本！而抗日结束后，直到2000年，我们才又开始装备了7000吨级战舰，真是不容易啊！
时间得倒回到1874年。那时候日本刚搞明治维新，手头有了两艘铁甲舰，就敢借口琉球的事儿跑来台湾撒野。这事儿把清朝的一帮大臣给刺激到了，李鸿章当时就拍板：咱们也得买铁甲船，不然这帮倭寇还得上房揭瓦。
最开始，咱们也是想省钱，听了英国人的忽悠，买了那种叫“蚊子船”的玩意儿。这东西个头极小，排水量才三四百吨，扛着个大炮，看着挺唬人，号称“近海防御利器”。咱们前前后后花了一百多万两白银，买了十几艘这种“蚊子船”。
结果呢？这种船在海上就是个活靶子，只能蹲在自家门口守着，根本出不了远门。李鸿章一看这不行啊，海防不能光靠守，得有能出去跟人“掰手腕”的大家伙。
于是，咱们咬咬牙，下了血本。
1881年，清廷给德国伏尔铿船厂塞了大把银子，订购了“定远”“镇远”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。这两艘船，那真是当时的“海上巨无霸”，光装甲厚度就能让对手绝望，还专门配了撞角，能撞能打。
到了1887年，咱们北洋水师手里已经有了“定远”“镇远”这两张王牌，再加上“致远”“靖远”这些巡洋舰，总吨位达到了3.67万吨。
这是个什么概念？亚洲第一，世界第六！
按理说，这优势骑龙骑虎都赢了，怎么最后就输得那么惨？
问题就出在人心上。
咱们这边觉得“天下太平”了，有了大船就高枕无忧。从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开始，朝廷就觉得海军经费够了，甚至还觉得给多了。户部尚书翁同龢，那是想方设法卡脖子，竟然以“修颐和园要紧”为理由，停了海军购买新舰和炮弹的钱。
大家伙儿算算这笔账：清朝一年收入8000多万两，修个颐和园花了800多万两，这钱里头有不少就是挪用的海防专款。
而海对面的日本呢？人家那是真的“疯了”。
为了打败咱们的定远舰，日本天皇带头，把自己宫里的私房钱拿出来造船；皇后把首饰卖了凑钱；当官的捐工资，老百姓甚至哪怕少吃一口饭也要捐款给海军。
结果就是，到了1894年甲午开战前，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已经反超了咱们，到了4.08万吨。更要命的是，人家船快、炮快。他们的吉野号，航速能飙到23节，咱们的定远只有14节，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吃灰都赶不上。
这仗还没打，胜负的天平其实早就歪了。
咱们再说说那个让无数人心痛的黄海海战。
1894年9月17日，大东沟。咱们10艘主力舰对日本12艘。看着数量差不多，可这仗打得太憋屈了。
日本人的炮，是新式的速射炮，一分钟能打好几发；咱们是老式的架退炮，打一发得半天。这就好比人家拿机关枪扫射，咱们还在那儿推大栓。数据最直观：咱们定远舰发射1枚炮弹的时间，日本船能打过来6到8枚！
这还不算完，最让人想骂娘的是炮弹。
日本人用的是苦味酸炸药的爆破弹，那玩意儿炸开来是一片火海，连铁甲都能烧变形。咱们呢？咱们打出去的是实心弹！
啥是实心弹？就是个大铁疙瘩，里面装的是沙子！这本来是平时训练打靶用的，因为没钱买开花弹，或者说钱被贪了、被挪了，咱们的水兵只能抱着这种练手用的铁球上战场。
可就是这种绝望的境地，咱们的北洋官兵，硬是用血肉之躯扛了下来。
中科院的学者后来研究发现，咱们北洋水师的命中率其实高达20%，比日本的12%高出一大截！ 这说明啥？说明咱们的士兵素质绝对过硬，平时训练没偷懒！咱们击中了日舰134次，自己挨了754发炮弹。
要是咱们手里有日本那样的开花弹，黄海海战谁输谁赢，那还真不好说！
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邓世昌。
致远舰被打得千疮百孔，船身倾斜，弹药打光了。这时候，邓世昌做了一个决定：撞沉吉野！ 他开足马力，像一头受伤的狮子一样冲向日本旗舰。可惜，天不遂人愿，被鱼雷击中，锅炉爆炸，致远舰沉了。
邓世昌落水后，随从刘忠扔给他救生圈，他看都不看。他养的那条爱犬“太阳”，游过来咬住他的胳膊想救主人。邓世昌看着爱犬，心一横，按住狗头，一人一狗，一起沉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。
“此日漫挥天下泪，有公足壮海军威。”
然而，英雄的血，没能唤醒腐朽的朝廷。威海卫之战，咱们被人家堵在港口里打。提督丁汝昌拒绝投降，吞鸦片自杀；管带刘步蟾，炸沉了心爱的定远舰，自杀殉国。
北洋水师，这支曾经号称亚洲第一的舰队，就这么全军覆没了。
从那以后，咱们中国的海防基本就归零了。
抗日战争的时候，咱们的海军拼光了家底，甚至得靠沉船来堵塞航道，以此阻挡日军。那是何等的悲壮，又是何等的无奈！
这种“有海无防”的日子，咱们熬了多久？
整整一百多年！
直到时间跨入新千年的门槛，大约在2000年前后，咱们国家才重新拥有了7000吨级的主力战舰。那就是咱们从俄罗斯引进的“现代”级驱逐舰。
当那威武的舰身驶入港口的时候，多少老海军热泪盈眶。咱们终于又有了能拿得出手的大家伙，终于把这断了一百多年的气给续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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